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区敌工部保定工作站——大生照相馆
申世英
(一)
四十多年前，晋察冀军区敌工部保定工作站，设在保定城内西大街二道口往南路东一个两间门脸的铺子里。这个铺子的名称叫“大生照相馆”。照像馆的经理即工作站的负责人是孙子健同志（又名孙培德）。经常在那里工作的还有路远同志（又名路学曾）和邢玉山、冯颖思同志。敌工部科长汪治平同志也在照像馆呆过二、三年，对外说他是写帐先生。方弘同志呆的时间不长，就返回根据地了。
这是年绘制的保定市区全图的一部分，从老地图上看“大生照相馆”的位置在光园的北边，大致五角星标注的地方，现在这里已经是商业住宅楼。
《古城保定老字号》一书中也有对“大生”的记载，从位置上讲应该指的是一处。
孙子健同志的家，住在离铺子不远的大金线胡同路北凹进去的一个大院里。当时，我家距“大生照像馆”约有二、三百米远。开始我是去照像，后来常去坐坐，久而久之就同照像馆的同志熟起来了，据以后路远同志告诉我，孙子健同志看我有民族觉悟，出身贫寒，就叫路远同志有意接近我，同我搞好关系。当时我只有十七、八岁，精力充沛，在路远同志的帮助下，我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特别是读了鲁迅、巴金、丁玲、柔石、胡也蘋、沈从文等三十年代进步文艺作品及高尔基、克鲁泡特金等国外文学作品后，对我影响很大。（这些进步书刊很有可能是西大街协生印书局秘密印刷发行留存下来的）当时路远同志又送给我一部以笔画排列的哲学大词典。我抱着它，如饥似渴地读了再读，对我这个高小毕业生，提高革命理论水平起了很大作用。从此我便投身于革命。
日伪时期的伪河北省政府
当时保定是伪河北省政府所在地，军事上又是战略要地，因此在保定驻有大批日、伪军和敌伪特务。但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我方这个工作站，却像一把尖刀插在敌人的心脏。
日伪时期的西大街西段（医院）
那时因工作关系孙子健不常住保定，他经常往来于保定、北平(即北京)之间。他在北平的落脚点是司法部街口大栅栏的“天成照像馆”。当时，只有我和路远等几个同志，以“大生照像馆”为掩护积极开展革命工作。那时我经常以“轩辕”的笔名，在国民党的《河北日报》副刊上发表小小说，如；“路遇”、“饭馆前”、“贫穷”等，充分反映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在旧社会如何艰难地生存着，奋斗着，并且以寓言方式题为“鼠斗”的故事，揭示敌人当时虽然在军事上占优势，但它必然被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我方所击败，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我也曾以类似隐晦的语言和书信，宣传和教育着我的朋友和我周围的人。
日伪时期的保定警察署
我们的活动并没有被敌人察觉，他们常来照像馆，有的是来照像，更多的是打个照面转个弯就走，久而久之我和路远等同志便和一些特务混熟了。有一次，日本松田部队的一个姓部的特务(忘记名字了)，不知在什么地方，什么事情上嗅出点味道来，曾对我说，老孙是个共产党分子。我说，老孙怎么能是共产党呢？绝对不是等等便搪塞了过去。
在抗战后期，有一个特务跟踪老孙自北平到保定。那天，我正在“大生照像馆”闲坐，这个特务身着西装革履来到照像馆，他向我递了一张名片，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姓张名×荣，单位记不清了。我对他说老孙不在，请改日再来。他在名片的背面写有“来访未晤怅怅，隔日再来拜访”等字。以后他们是否见了面，到底如何，我搞不清楚。我记得时间不久老孙不见了，日本投降后才知道他撤回敌工部了。日本投降前路远同志也撤回军区，之后又随李英儒同志来到保定工作站。他根据李英儒同志的指示，进到保定城内来找我。那时我因为鼓动破坏日本人对中国人实行军训，反对当炮灰而躲在家里，听路远同志说叫我去解放区，我欣喜若狂，别说多高兴了。
保定地下党负责人李英儒
我记得当天下午我们出了城，过了封锁沟和卡子，晚上到达城南南宽营——敌工部保定工作队所在地。
[二)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亿万人民欢欣鼓舞，解放区一片欢腾，为此还演出了文艺节目。当时我很少出头露面，主要是读书学习。时间不长，根据革命工作需要，李英儒同志要去张家口，他爱人张淑文同志正在怀孕期，行动很不方便。临行前我们盘膝在炕上，吃了顿白面饺子分手了。我根据领导的指示，返回了敌占区保定。
晋察冀日报
冀中导报
返回保定不久，张钢（又名张法图）来我家。他说：上级指示因路远不方便，《晋察冀日报》和《冀中导报》来得很迟，不能及时掌握情况，命令我将当时在北京出版印刷的《解放三日刊》(军调组期间我方在北京出版的报纸)及时地搞出来。
当时，我已结婚，我爱人王秀蓉在北京客车事务所工作。我通过她买到《解放三日刊》是没问题的，但能及时地转到保定，送到我的手中，找谁来担当这个任务呢？最后选定了乘务员李荣森和韩宝山。他们思想比较进步，不会出问题。于是一份一份《解放三日刊》送到我手中，又经由张钢同志转到保委会。
当时，虽然在军调期间，双方停止战斗，各自驻守自己的防地，但摩擦与小的战斗还是不断。蒋介石主要是利用这个时间，调兵遣将，侵吞胜利果实，并无和平建设新中国的诚意。因此，《解放三日刊》在北京发行出售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报刊所在地受到特务监视，报童经常遭到追打，购买报刊的人有时也在特务盯梢之内。因为我爱人经常购买此报，在一九四六年秋末冬初，国民党铁路大裁员时被裁失业，但幸运的是转送报刊的李荣森和韩宝山未被裁掉。
一九四六年二，三月间，我又亲去解放区领受任务，到了保委会当时的驻地——白滩。接见我的是于大石同志。在我运回敌占区时，携带了不少书刊宣传品。怎么通过政占区封领线和各道卡子口呢？我利用敌人只注意搜查隐蔽部分，而不注意搜查公开部分的弱点，把这些“违禁品”绑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公开地顺利地通过各道关口，带进保定。我敢这样做是有一颗对革命的赤诚之心，否则不会如此大胆。
在那个时候，看点进步的革命书刊是多么不容易呀；我那时看书是在晚上，点着煤油灯看到后半夜，天亮后把书藏在统洞里。解放前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想想现在的青年，仅就读书这一点就够幸运的了。
大概是在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保定工作站撤销，“大生照像馆”关闭，仅留下的邢玉山同志也撤回敌工部。老孙的爱人冯大姐和她的两个儿子保城和保恒，在五、六月间也由我护送经北京，怀来去张家口。
(三)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同中共保委会的联系是单线联系，是通过密写的方式，经交通员传送指示和情报的。
日伪时期的保定老火车站
当时，我公开的社会职业是在保定火车站当售票员。因为保定南北铁路都经我方的破坏而经常不通车，特别是石家庄解放后，保定以南的铁路就根本不通了。所以，虽说我是售粟员，但无票可售。售票室有十几个人，绝大部分是年轻人，内有进步的，中间的但也有落后的。售票室的杨连言就是国民党的区分部委员，思想比较反动。忘记是谁提议，我们八个人结拜为把兄弟。有售票室的领班范信臣、潘宝珊、张老明、李福寿、田金鑫，有庶务室的李福海、邓铎。为了便于活动我也参加了。
在此期间我们组织了读书活动，请售票室的李xx为老师，教英语、数学。另外，我们还组织打篮球活动。由于这些活动我接触认识了不少人，这对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起了不小的作用。例如上级指示我搜集保定车站人员的政治情况，我就是通过这个途径逐渐搞清的。又如上级指示我绘制保定车站地形地物图，并标出电源接通点的情况，我通过打球，到警务段四周封锁沟去滑冰，通过电务段的靳开垣，得知车站的电源接通点，这就掌握了整个车站的地形和总开关。
为了鼓舞我工作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对每个时期的政治、军事形势，保委会的张鹏同志都及时地告诉我。记得一九四七年冬天他对我说:“全国性的大反攻开始了，特别是刘伯承大军建立了鄂豫皖边区;陈赓建立了豫川陕边区;陈毅大军建立了苏鲁豫皖边区;鼎足而立，奠定了长江以北各省的基础，并鼓舞了江南各省的民众武装。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皖南等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权，全国胜利的时间不会远了。”
到一九四八年他又告诉我:“全国革命新的高潮已经到来了，国民党的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等人在香港组成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也在香港重组领导机关，这使国民党蒋介石在军事危机的情况下，促使政治危机的发展和经济崩溃必然到来。”还说:“由于各解放区更大的军事进攻，加速了革命提前走向胜利。尤其对华北敌人最后的打击更迫近了。保定解放时间不会太久，我们应当作准备了，随时都要准备战斗。"
占领火车站
记得围攻保定前，保委会的张鹏同志(我们联系时他的代号是“长流”,我的代号是“青山”)及时地给我以任务,要求我作好保定解放时的各项准备工作。例如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保定解放时，为动摇敌人军心，稳定群众不安情绪，我根据他的指示，以“地下第九武工队”的名义，书写标语，散发传单，传单的内容大概是“解放了保定就要修铁路”、“破坏了物资就是打碎自己的饭碗”、“放下武器就是生路”、“八路军优待俘虏，优待技术人员”、“要想翻身只有欢迎解放军等等。还能帮助我军搜获到敌人的军事通讯材料。
那时，正是我爱人生小孩的第四、五天，城内敌人的炮火射向我方阵地，而我的住处就在阵地旁边。于是我便送她到她娘家去住。我奔波于西关和火车站附近。在我军暂时撤离保定，城关附近形成真空地带时，敌军从城内派出小股人员进行扰乱,同时炸毁了车站水塔,有些不法分子趁机进行抢劫我的家在这时也被一扫而空。
庆祝保定解放的游行队伍
由于当时主客观原因，我没有保护好车站的物资、设备。对国民党反动人员的监视，也因当时的混乱而未奏效，在我革命的一生中，想起这些便深感内疚。
保定解放后，组织上首先派秘委李志杰同志找到我，发给我市委组织部油印的“秘密关系应注意哪些事”的小册子。要求我们地下工作人员，在北京、天津解放前仍然隐蔽身份，不许找未指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注意敌特的活动和周围的情况，每周我们向指定的秘委汇报几次。
在此期间，我和其他人一样拆地堡，抬钢轨，用人工推着火车皮向北运送轨料，把铁路伸向北京。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