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幸福童年（下）
国民党的卡子不是不让老百姓出去，而是查有没有国民党的逃兵，如果查着，按郑洞国的命令一律枪毙。我们的队伍里确实有逃兵，表叔二十四岁，肯定会有麻烦，这全是大饼子的功劳。瘸保长可能也是得到了大饼子，否则一个残疾人怎么会走这么远路来替我们说话呢。当时的长春大饼子就是通行证，只要有大饼子没有办不成的事。
这是国民党设在城内的岗哨，主要是防国民党兵的。出了卡子向南走，一直到了农村。下午我们到了一个地方，这里已接近解放军的封锁线。是国共两军之间的空当，原属国民党的地盘，但国军对此已经放弃管理，类似中空地带。这也是长春老百姓死人最多的地方，国民党把人放出来，到这里共产党不让出去，国民党又不许老百姓再回去，此地就成了老百姓的归宿。
下午，我们的逃难大军在一个类似小镇的地方停下来。小镇上还有些摆地摊儿的，除了一些卖杂物的，还有几个卖大米粥的地摊儿，来来往往的人不少，多数是从城里过来的人。我爷爷带着我在一个地摊儿坐了下来，是一个长形矮桌，两边有小板凳，大米是国民党空投投错了地方，孝敬了老百姓的，粥里有砂砖颗粒杂质。我和爷爷每人要了一碗。刚喝了两口粥，爷爷一抬头愣了一下，坐在对面的农民也认出了我爷爷，说老掌柜你怎么来了。这个人是个菜农，每年入冬前给我们家送大白菜，东北人冬天靠大白菜过冬，除储存外，还用大缸渍酸菜。这个人每年送白菜要到柜上结账喝水和我爷爷说说话，就算认识了。见到此人就算遇到了救星，当晚全家人都去他家住宿，他家有两个小院。别人怎么住我不知道，我爷爷和我受特殊待遇睡到了炕上，天气还不冷，当晚和第二天早晨都是水煮菜叶子，是圆白菜外层的青叶子，又苦又涩十分难吃。
城里的孩子到农村广阔天地很新奇，没看见什么庄稼地，村边都是杂草，能吃的东西早没了。我倒是找了一种能吃的东西，后来知道这种植物叫苘麻，茎皮可以做绳子，结圆形的小果，果嫩的时候籽是白的，可以吃，我就不停的吃这种东西。
小熊猫李涵作品（吴作人先生补竹)
这次逃难，遇见这位菜农是非常幸运和巧合的事，否则我们就会露宿街头了。我爷爷信佛，说这次巧遇是佛爷在保佑他。
第二天出事了，我表叔冯贵成外出被人给抓了，那人怀疑他是国民党逃兵把他带到他家里关了起来，趁那人外出时，他夫人把他给放了，说别作孽了。我表叔外出是为了打听出卡子的事，回来后说打听清楚了，国民党官兵出卡子受优待，可以携带直系亲属。科技人员是人才的，可以携家属出城，届时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据，如证明自己是国民党官兵可以拿把手枪，或者证件，军衔之类的为之证明。科技人员需有大学毕业证，医生职称等证明。拿把好照相机可以说自己是摄影家也行，这些人到解放区有用。我表叔逃离兵营时，冒险带来了国民党兵胸上的符号，缝在裤腰上带出来了，上面有他的姓名编号。
为了带爷爷和我出去，爷爷和我都得改姓，冒充他的直系家属，我爷爷是他亲舅，原名利瓦伊纲，有个号叫守三，这次改名为冯守三，冒充是父亲，我由李金辰改为冯金辰，堂兄李金声改名为冯金声，冒充表叔的儿子。告诉我不要说错了。改天上午我们四人就直奔封锁卡子上去了，路上碰到几个死人绕过去，没走多远就到了解放军哨卡。哨卡没有大门，两边铁丝网，中间一个空隙，有几个解放军把守，里面有几间房子。我和表叔、爷爷进屋内办手续，验明我们的身份，也没问我话，就顺利通过了，时间不长，来了个解放军把我表叔和堂兄带走了，让我和爷爷出来等着安排。院里有几十个难民，中午我们排队，每人给了一木勺苞米渣子粥。先走的是按国民党兵投诚人员的待遇，剩下的是他们的家属，要做审查甄别，再决定是否放行。先走的通过教育学习很快就会成为解放军战士，后走的这些人也会成为解放军的家属。
和我们一起走过来的是一家三口人，是夫妻二人和岳父的关系。男人是国民党逃兵，办手续后一样被解放军带走了。剩下的父女和我们祖孙俩在一起。岳父老汉五十多岁，中矮个儿，爱说话，一直不停地说共产党的好话，说这是到了解放区，你们就放心吧。但到了第二天放行时，女儿被放行了，把老汉给退了回去，他当时的绝望和无奈让我至今难忘。至于他被退回的原因弄不明白，是不是岳父不算直系亲属，或者是造假被查出来了，回想起来后怕。解放军有认真的时候，也有粗心的时候。我和堂兄冒充表叔的儿子从年龄上就说不过去，我八岁，表叔二十四岁，早婚十六岁有孩子也说的过去，我堂兄时年十四岁，仅比表叔小十岁，十岁怎么会生儿子呢，这就说不过去了。但解放军不深究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看中了他们二人都适合当解放军，是想把他们集中教育一下，让他们参军。
看着被退回的老汉走后，一个解放军战士把我和爷爷带到墙底下，给我们开了一个路条，也就是通行证，我们终于有了身份，取得了难民的资格。通行证上有我爷爷和我的名字。也签上了给我们发证战士的名字。巧的是该战士和我爷爷的真名重名，叫利瓦伊纲，我爷爷的名字在路条上是冯守三。傍晚我们又吃了一勺棒渣子粥，晚上就开始出发，步行，目的地是去吉林。据悉表叔和堂兄是前一天晚上出行，目的地也是吉林。
锦鳞游泳李涵作品（李苦禅先生题）
我们有了路条算是有了难民的资格。按当时解放军的说法，长春百姓出逃是敌人疏散人口，是不能让他疏散的，老百姓只能留在城内饿死。而放出来的人算是难民才能有生存的权利，路条就是我们的身份证，生命受到了保护。当晚由一位解放军带着我们大约一百多人的难民队伍步行去吉林，为什么选择晚上夜行呢？可能是因为这支逃难的队伍太不雅观，男女老少肩扛手提，搀着扶着，哭的喊的掉队的，在土路上扬起一溜尘土。这支队伍很难看，可能是选择夜行的原因吧。
六十多岁的爷爷和八岁的我，不仅是徒步，身上还带着行李，手里提着杂物。这些难民身上没有钱，但都是力所能及的带点东西，沿途大屯的农民知道难民的行走路线，他们拿点小钱或吃的东西、白开水，来和难民交换。我和爷爷没带什么值钱的东西，值点钱的东西摆摊时早卖了，只带了几件衣服，雨衣和一个钢种锅（铝锅），把小铝锅卖了换了点小钱买馒头喝水。有些人带了手表和金镏子的可以换大钱，可以买肉包子吃，人们都相互提醒不要吃肉包子，吃了会撑死的。据说撑死的人很多，还有棒渣粥吃多了撑死的。有个中年男子看着我们爷俩太累，提出要帮我们拿东西，我们也是实在太累了，就让他帮我们拿了个破箱子，走着走着该男子就走到前面去了，不是因为他快，而是我们走的太慢落在后面了。爷爷说这人肯定拿走东西不还咱了，我们走得慢，最怕掉队。过一段队伍休息的时候，我们再赶上来，所以我和爷爷休息的时间最短。天亮的时候那人又走回来找我们，还给我们东西，为了感谢他，爷爷送给他一件雨衣。我幼小的心灵感受了人心的善良，那人瘦高个儿，长脸，典型东北人的形象，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里
这一夜的终点是卡伦，走了八十里路。一个八岁且长时间挨饿的孩子，一夜携带东西走了八十里，这在今天的孩子中是不可想象的，但这确实是我幼年的经历。后来又步行，坐过一段马车，还乘过一段火车，在八月十五之前终于到吉林投奔到四爷爷家，结束了我的逃难生涯。这只是一个一年级小学生的记忆。
小熊猫李涵作品（吴作人补竹）
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段历史是否有人叙说，还是被抹煞了呢？一直没有答案，直到后来看到《雪白血红》这本书，我才对上号，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年3月13日，解放军占领四平后，长春就孤立在松辽平原上了，国民党外无援兵，自己又冲不出去。但长春的防御工事十分健全，原来是伪满洲国的京城，日本搭建了很多永久性的工事，国民党又增建了一些明碉暗堡，地下通道。中央社称长春防线坚冠全国，有大批国民党兵把守着这座城市，给共产党攻城造成了困难。于是解放军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将敌人困死在城内的策略。5月中旬，成立了以萧劲光、萧华为首的围城指挥所。5月30日决定围困及严密封锁长春之部署，除分配兵力部署在阵地建筑工事外，决定严禁粮食燃料进城，严禁城内百姓出城。6月28日围城政工会议上，围城指挥所再次强调封锁粮食、蔬菜、燃料、牛马及一切可供敌人使用的生活数据，断绝城内外人员往来和商业联系，并提出口号：“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内，要使长春成为死城。”最后的包围圈是一百里左右，环城挖壕沟，沟沿耸立铁丝网，沿途设兵卡，别说是人了，一只兔子也过不去。最可悲的是，老百姓也长了一张吃饭的嘴，共产党就是让这张嘴留在城内，让它和蒋军争食，活着以增加敌人的困难，饿死的可以增加蒋军的恐怖感。而蒋介石也恨老百姓这张嘴，他投给部队的大米，老百姓也跟着疯抢，于是他在八月初下令，凡出城的百姓，不许再回到城里来。老百姓出了蒋管区，八路军又不让出去，回城蒋介石又不让回去，两军之间的空隙就成了老百姓最后的归宿。
一将成名万骨枯”，李苦禅先生说的话，被批斗的话，这里得到了验证。说不能拿今天的政策来评价过去的历史，但人类有共同的是非观念，那就是人性，人道主义。古人云：“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人对动物尚有怜悯之心，何况对于人呢。
山岚秋色李涵作品（冯贵成收藏）
围困早些时候，死人比较少的时候，还有收尸的人，把尸体拉回去喂狗。我曾看见一条狗叼了一只小孩的胳膊在街上跑，当时人们把死人叫死倒。待到后来死倒多的时候，狗也早没了，人饿到这个份上，狗还有活路吗？人见了狗还能放过它吗？死倒没人收了任其腐烂。家里有年幼的孩子，不忍心看着他饿死在家里，就把他扔到马路上，希望有好心人带回去抚养。虽有善心人，但自己都顾不了命，谁还有能力管这些，只能任孩子饿死在马路上，下雨后在水里泡着。这里也出现吃人肉的事，世间早有吃人肉的说法，这不只是传闻，而是确有其事。蛮荒时代抓到战俘给吃了，大灾之年，有易子相食的说法，不久前北京还出现了厨子杀人吃肉的事，可见人肉是可以吃的。只是长春这些吃人肉的人都死了，因为肉腐败后产生肉毒素，吃了会死。长春的食人肉者，会一直吃下去，直到中毒而死。后死的老太太吃了先她而饿死的老头的肉，也只是多活了几天。
更多的人饿死在自己家里，有些地方十室九空。其余的人就死在国共两党交界的地方，共产党不让出去，国民党不让回去，只有这块地方收容了他们。由于人多，生者和死者杂陈，刚才活着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死了。据说死人会放炮，深秋的天气，白天烈日当头，晚上还冷，死去的人，由于尸体腐败，体内细菌产生气体，肚子胀到一定程度就会像气球一样爆破，引起巨响，随即放出臭气。让活着的人又听响又闻味，这种滋味只能靠想象了，非常人所能体会得到的，究竟老百姓犯了什么罪要遭此恶运？
我和爷爷到了吉林住在四爷爷家，四爷爷开了个卖杂粮的小铺。表叔冯贵成和我堂兄先于我们到了吉林，他们是按蒋军投诚人员对待的。住在一个原蒋军的招待所，院墙有电网，吃棒渣子粥管饱，据堂兄说有吃棒渣粥撑死的，有外逃被电网电死的。他们除上政治课外，还教他们唱歌，出来后他还教我唱歌，唱——向前向前，我们是林彪的战士，我们是杀敌的好汉，端起冲锋枪，装好手榴弹，哪里有敌人就在哪里干，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名字天下传、天下传。
解放军的原意是让他们参加解放军，因为我表叔有一张建筑师的证书，符合回地方工作的条件所以没有勉强他。表叔后来到北京工作，曾任北京市第一建筑公司副经理，总工程师，九十几岁，至今健康。当时我堂兄十四岁，年纪偏小，他不愿意参军，也就放出来了。表叔和堂兄到我四爷爷家找我们，到了冬天我们四人就回到了长春，住在我娘原来住的房子里。表叔出去找活干，我和堂兄又到原来的学校读书，我们俩在同一个学校，他读五年级，我读二年级。学校经常组织扭秧歌，排练，由老师挑选，我没被选上，堂兄则化了装拿着斧头带头上街扭秧歌。
不久我父亲和邵素珍来长春，因为我是独生子，父亲的意思是接我和他一起生活。我因为和邵素珍不和，不愿意和他们一起生活，而我堂兄李金声为今后的出路，不愿意回农村老家。
建国后不久，我就和我爷爷回到老家河北省交河县，过上了农村生活。我堂兄留在城里和我父亲生活在一起。我到了农村和我大娘（伯母）一起生活，家里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堂姐，一个和我同岁的堂弟。老家有一个本家哥哥叫李金晨，因为重名我改名为李金业。
在农村贫困但是新鲜好玩，是我幸福感最强的时光。有很多小朋友一起玩，那种兴奋劲是城里孩子做梦都梦不到的。冬天溜冰，撞拐，烧泥模，捉迷藏，疯跑，夏天到河里狗刨儿，抓虾摸鱼，掏麻雀，粘知了，有说不完的乐趣。过年，特别是过正月十五，大人和孩子一起连玩三天，村里还搭台唱戏。农村的生活很艰苦，以吃谷子面和玉米面为主，谷子面就是小米带皮磨面，等于一半粮食一半糠，吃起来拉嘴，富裕点的吃玉米面，很少有人吃白面，大米则根本没见过。我回老家是冬天，没有菜，每顿都是玉米粥窝头咸菜。有一天到一个本家去串门，赶上他家吃饭，大人和孩子围着炕桌，桌中间有一大碗玉米粥，全家一筷子一筷子地捞着当菜吃。我说你们怎么就着粥吃窝头哇，他说粥里加虾酱了，当时的虾酱品质很差，是红色的臭鱼烂虾，极咸，有很多大盐粒子，有人说是用脚踩的，很廉价。
小象米拉拉李涵作品
农村人见少怪多。晚上有一群孩子拥着傻三，傻三是地主家的孩子，比我大几岁。只见他拿着个手电筒，十分得意，大伙儿跟着他去柴火棚子，是农民存草料的地方，棚子里有过冬的麻雀，只要用手电筒照着它，它就不动，任人去抓。我父亲给我带回一支圆珠笔来，引起了轰动，称是原子笔，和原子弹联系起来了，我也着实风光了一阵，像傻三手持手电筒似的。
回农村后在本村小学读二年级。学校是原地主放东西的小院，靠北一间半房是教师生活办公用的，南边的一大间就是教室。没有课桌，用土坯垫起一高一低的木板，高的是桌子，低的是凳子，这样一高一低的有五排。教室前有一长方形小桌，上放着小木盒放粉笔，教桌后面墙上用白灰涂墨的黑板。全校四个年级一位教师，老师先给前面一年级上课，念念课文，教算术，再给稍后二年级上课，再三年级，四年级。全校二十几个学生，以二年级的学生最多，二年级的学生小的八九岁，大的十三、四岁，四年级只有一个人。老师也不容易，除教四个年级外，还要自己做饭，有的学生家长经常给他送棵白菜，有的学生上学给他捎点柴火、树枝之类的。
当时的教师还有政治宣传的任务，没有电、没有广播，村干部有事都靠上房喊话。首任村支书是我本家的叔叔，土改就是他主持的，很厉害，村里人都怕他。逢要全村开会时，他就上房喊话，说晚上开全村大会，家里没死光就出来一个，吓的没有敢不去的。村民有什么事也上房喊话，有丢了东西的，有上房骂街的。老师接宣传任务就组织学生上房喊话，全校学生分成几拨，晚上上房喊话，老师先喊，学生离老师近的一拨跟着喊，依次喊下去，等最后一拨学生喊过后，老师再喊第二句。记得老师有一句减少经济负担的话，后拨的学生竟喊成少生鸡蛋，干这事很高兴，跟着起哄。
村里的小学叫初小，只能上到四年级，附近的大村或镇上设有高小，就是四年级以上有五六年级。五六年级就不只是本村的学生了，还要招收附近村的学生。高级小学设有校长，该校长也是附近村其他管片的校长。那时候上到小学四年级就算知识分子了，能帮助村民读家信，写家书，能读到小学六年级毕业就算高知了。我们村教师就是望江店高级小学六年级毕业，他不说高小，而是说高学，往往说我在上高学的时候如何如何。
全县没有一个中学，上初中只能到地级市沧州去读。有时候校长要来视察，他一说来，不光老师紧张，连村干部也紧张。农村穷，家长愿意让孩子帮家里干活，下地砍草喂牲口，孩子也不愿意上学受拘束。政府扫盲，号召适龄儿童入学，家长不得不报名，但孩子不来上课，校长来检查工作，不看别的，就是看看有多少学生，学生太少，不光老师工作不到位，校长把视察结果上报到区里，连村干部也要挨批评。所以听说校长要来，老师就让我们这些铁杆学生到逃学同学家里、到地里去抓学生。跟绑架似的，两个对付一个，把男女小朋友弄到学校来充数，我们像拿到圣旨一样去执行任务。有跑的有追的，这个过程很好玩，至今仍有回味。（文章有所删减，未完待续，请